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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4日 星期日

第十六次大事記

英國擾民嗎? 免洗咖啡杯考慮收「拿鐵稅」 未來不排除禁用

哲二 劉彥伶 05113007
時間:2018/01/10
出處:環境資訊中心
英國獨立報報導,英國會環境監察委員會5日發表報告,提議徵收「拿鐵税」(latte levy)來改善大量免洗咖啡杯問題。
繼呼籲推行寶特瓶押金回收計劃後,環境監察委員會議員開始著手處理一次性咖啡杯問題。經過調查,議員呼籲政府針對一次性咖啡杯徵收25便士(約新台幣10元)的「拿鐵稅」,並以2023年百分之百回收一次性咖啡杯為目標。如果2023年沒達成目標,委員會則認為政府應該徹頭徹尾地全面禁用一次性咖啡杯。
Ian Sane(CC BY 2.0)
英國人光是喝咖啡,每天就用掉700萬個一次性紙杯。圖片來源:Ian Sane(CC BY 2.0)

英國人嗜喝咖啡  外帶紙杯每年用掉25億個

英國每天使用700萬個一次性咖啡紙杯,相當於每年用掉25億個。但是這些咖啡杯不只是數量多而已,最大的問題在於可回收性和實際回收利用率之間的脫節。
近年來,大眾逐漸意識到塑膠垃圾問題的嚴重性,包括內襯含有聚乙烯的拋棄式咖啡杯。總理哈蒙德也在去年11月份的財政預算案中表態支持免洗塑膠容器的收費。
免洗咖啡杯技術上可回收,許多咖啡公司也拿這一點來宣傳自家產品。然而,由於生產方式複雜,絕大多數的咖啡杯最後並沒有被回收。
英國一次性咖啡杯統計資料:
  • 英國每年扔掉25億個一次性咖啡杯
  • 不到1%的咖啡杯被回收
  • 每天有50萬個杯子丟棄
  • 包裝生產商只需支付包裝處理和回收成本的10%

回收不易  全英國只有三個特殊處理廠

儘管咖啡杯主要原料是紙張,但是內襯卻有塑膠聚乙烯,與紙張緊密黏合,杯子才能防水而能盛裝液體。然而,被盛裝過的飲料「弄髒」也讓回收變得更加困難。
因此,這些杯子不能在標準的回收工廠回收,必須轉到特殊設施工廠處理,而這樣的處理廠在全英國只有三個。種種原因,讓實際回收率只有不到1%。
未回收的塑膠需要數百年的時間才能分解,這表示這些廢棄物最終會影響自然環境。塑膠隨著時間逐漸崩解成動物可以攝食的塑膠微粒,以及對包括人類在內各種生物都有潛在毒性的化學物質。
咖啡杯中的紙材也不是沒有對環境造成傷害。許多紙杯都是由原生紙漿製成的,必須砍樹才能生產,而砍了樹製成的產品只能用於喝一杯拿鐵。
再加上製造和分銷的碳足跡,一次性咖啡杯對環境確實產生重大影響。

誰來買單?  報告建議:業者應負責任不可少

因此,環境監察委員會建議咖啡連鎖店透過獎勵顧客來鼓勵使用可重複使用咖啡杯,像Pret A Manger就為自帶杯子的顧客提供50便士的折扣。
促進大眾對一次性咖啡杯的認識很重要,但委員會報告的主要建議之一是咖啡公司必須對其杯子的影響負責。
透過咖啡杯減量機制,英國政府將可望為所有不可回收容器的減用、禁用政策鋪路。
心得:其實我覺得繳稅是很好的方法,像現在台灣開始飲料店不提供塑膠袋,要自行付錢購買,這樣人民就為了要省錢,可能就減少塑膠袋的需求,而如果開始像業者索取使用咖啡杯的稅,是不是就會提高咖啡的價錢,進而人民會知道要自備環保杯,我覺得伯朗咖啡推動購買他們的咖啡杯,每次攜帶可以減15元,達到環保的理念,而超商攜帶環保杯才減3元,相對來說,人民覺得不用帶環保杯,紙杯才多付幾塊錢,又可以方便不麻煩,垃圾依然不斷製造,根本沒有達到效果。

2018年1月5日 星期五

第十五次大事記

環團揭2017年PM2.5排行 南北空品差距加大 左營最不宜居

哲二 劉彥伶 05113007
時間:2018/01/03
出處:環境資訊中心

新的一年來到,各縣市面臨的空污是否能持續改善?民間團體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統計2017年全台76個空氣品質測站資料,發現其中24個測站數值較2016年惡化,且集中在高屏,顯示南北空品差距加大。而全台空品最糟的地區落在左營,從健康角度,應趕緊考慮移居。今(3日)早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與立委劉建國、陳宜民、徐永明聯合公布此份資料。
《空污法》雖已進入修法階段,但民進黨團頃向下個會期再議,劉建國等人疾呼應排入本月臨時會議程。
20180103 2016空污統計記者會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右起)與立法委員劉建國、陳宜民、徐永明共同召開2017空污年報記者會。攝影:陳文姿。

南北差距變大  左營最不宜居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分析環保署76個PM2.5自動連續監測站的原始資料並跟2016年資料相比,發現其中52個測站呈現改善,但有24個測站年均值較為惡化,並集中在高屏地區。此外,苗栗以北和雲林以南的PM2.5年均值差距也從2016年的2.3 µg/m³擴大到4.4 µg/m³,顯示南北差距仍在擴大。
從六都來看,高雄跟台南一年都有過半日子處於PM2.5大於25µg/m³的應警戒狀態,每年只有12%-14%的日子擁有低於12µg/m³的正常空氣品質,名列空品最糟的兩個都市。六都中,桃園的空品最好,其餘依次為新北、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20180103 2016空污統計記者會
六都空品排名-桃園、新北、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資料來源: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左營被指出是全國最不宜人居的地區。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以WHO標準(年均值12µg/m³;日均值25µg/m³)計算超標時數、超標日數、合標時數,發現左營是全台PM2.5空品最糟的地區。空品最好的地區則落在台東跟關山測站。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理事長葉光芃補充,左營1-4月有83%的日子都處在紅害(PM2.5超過55µg/m³),潮州在9-12月也有63%都是紅害,兩地長期都處在空品很糟的狀態。
20180103 2016空污統計記者會
左營、潮州冬季跟春季長期處在PM2.5超標的狀態。資料來源: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葉光芃說,PM2.5沒有安全值,即便是空品較好的台北,跟美國相比也還差很多,環保署署長李應元不應沾沾自喜,拿捷運建設黑暗期後空氣好轉來當成改善空污的政績。

改善空污不能等  立委呼籲臨時會審空污法

劉建國、陳宜民、徐永明三位立委均力促《空污法》排入本會期的臨時會。徐永明指出,今年跨年台北101大樓跟高雄85大樓都被遮蔽,全台民眾都可以感受到空污的威脅。希望這周五決定議程時確實把《空污法》排入臨時會。
高醫出身的立委陳宜民則呼籲空污費專款專用,民眾的健康與早期診斷,都需要政府經費的補助。他也質疑高速公路車子下左營交流道時塞車怠速可能是導致左營空污的問題之一。2017年的數據顯示政府防治空污的力道仍然不足,不能只拿餐廳油煙開刀,固定與移動污染源的管制都要做到。
20180103 2016空污統計記者會
左營PM2.5超標日數較其他測站高。資料來源: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第十四次大事記

人獸衝突不僅在山區! 台北人 其實你也需要和野生動物和平相處

哲二 劉彥伶 05113007
時間:2017/12/29
出處:環境資訊中心

人和野生動物的相處出了問題,甚至衝突,只會出現在郊區嗎?其實,在都會區也有藍鵲、台灣獼猴出沒,讓已經習於都市文明的現代人不知如何應對,甚至覺得困擾,希望政府出面「處理」。然而,化解衝突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溝通,已經有些社區民眾、里長從排斥的態度變歡迎。這是怎麼發生的?本報專訪北市動保處第一線人員,了解人與野生動物之間遇過哪些矛盾、又經過哪些過程,發展出應對的方式。 

都會型環境 挑戰在於調和人與動物互動方式 

「在30、40年前的教科書或觀察記錄,台灣藍鵲出沒在海拔500公尺以上,大概從10年前開始,公園、綠地都見得到。」到了現在,台灣藍鵲是台北市動保處在處理野生動物事務時,常見的主角之一。
台北市動保處產業保育組代理組長林立容說明,台灣藍鵲領域性強,尤其在繁殖期,因為護巢本能,會以翅膀拍擊、驅離可能會接近的人與動物,包括士林、北投、大直、內湖等區,都曾有民眾表達困擾,希望動保處協助處理。
遇到人和野生動物發生衝突的事件,過去常是由村里長向市政府反映,近年則多是民眾直接透過1999市民專線通報。為此,動保處常在台灣藍鵲繁殖期,出動到各地設立告示牌,提醒行人留意,或繞道而行,並在現場宣導,避免人再用激烈手段反擊,反而加劇衝突。
台北市動保處在台灣藍鵲築巢地周圍設立告示牌,提醒行人不可騷擾保育類動物台灣藍鵲。圖片提供:台北市動保處。
台北市動保處在台灣藍鵲築巢地周圍設立告示牌,提醒行人不可騷擾保育類動物台灣藍鵲。圖片提供:台北市動保處。
「台灣藍鵲是『恰北北』的鳥,我們到一個案件地點時,常靠聽鳥聲來觀察,通常台灣藍鵲繁殖地點周遭,都沒有其他的鳥敢靠近。」林立容說明,台灣藍鵲不只趕人,也會驅趕其他鳥種,出發點是為了自己的小孩,並非特意和人作對。要講解動物行為讓民眾理解、甚至同理動物,是最花時間的部分,卻是減少衝突很重要的關鍵,例如,當民眾了解繁殖期過後就不會再遭「攻擊」,通常態度會比較軟化。另外,告知怎麼因應也是重點,如戴帽子或撐傘。
「這幾年透過宣導,民眾慢慢理解這是生物的本能,負面回饋較少,」尤以年長者接受的程度較高。也有社區會在看到藍鵲築巢時主動聯絡,告知「藍鵲來了」,請動保處預防性地設立告示。林立容認為,「也許慢慢演變下去,之後就會出現藍鵲友善社區之類的台北特色,」調和人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能帶來更多正向結果。
台灣藍鵲重複利用舊巢的機率不高,下一代卻可能同樣在鄰近區域行動。圖片攝於台北市中山區自強公園。圖片提供:台北市動保處。
台灣藍鵲重複利用舊巢的機率不高,下一代卻可能同樣在鄰近區域行動。圖片攝於台北市中山區自強公園。圖片提供:台北市動保處。

另一個關鍵:檢視人的行為是否對動物有不良影響

理解動物本能,是避免人獸衝突的一個很重要的助力,但有時候,更難的是怎麼讓人們尊重野生動物、避免不當行為。林立容指出,人影響到動物的例子仍遇過不少,如攝影愛好者以餵食、撒飼料、播鳥音等手段誘導野鳥靠近,以便拍攝,或甚至以閃光燈、擺佈景、抓鳥等干擾動物原來的生態習性、甚至騷擾動物的行為,勸導幾乎是無效的。
「通訊軟體讓更多拍照的人得以串聯,」林立容說,誘拍發生的場合不在固定地點,通常「只要有人PO出照片,只要那個鳥還在那邊,大概都會持續一陣子,長則甚至一個月,」在台北市誘拍情形以鳥類居多,鳳頭蒼鷹、大冠鷲、極少出沒的黃鸝鳥,都是曾經案例。若動保處接獲通報,就會出面制止,但這類情事防不勝防,只能有賴更多公民認知到這是不當行為。
「說來是有點諷刺,」攝影器材進步,應該是可以讓人們在更遠的地方就能捕捉到好畫面,結果卻還要用誘拍的方式。其實在尊重自然且不干擾生態的狀態下拍出的照片,才是真正的「生態照片」。

不尊重「野生」  帶來更多麻煩

還有一些問題源自人們不曉得要怎麼和野生動物相處,林立容說,都市民眾少有接近野生動物的經驗,多半是在某種「人造的安全距離」,如透過動物園的玻璃觀察野生動物,但在現實中真的遇上野生動物時,常會不知所措,甚至用對待寵物的方式對待牠們。
兩年前,天母甲桂林社區曾傳出台灣獼猴在住宅區停放的車輛玩耍,造成居民困擾,也登上新聞。「當時事件監控了一個月。根據訪談,發現是有少數民眾因為好奇,餵食過猴子;另外,當地有許多新成屋,也有建築工人將吃剩的便當餵給猴群。後來也因為這樣子,設置了誘捕籠,結果真的捕捉到幼猴。」常常民眾遇到野生動物,都會覺得好可愛,或好可憐,想要拿食物給他們吃,獲取野生動物更多的注意或反應,但往往適得其反,像猴子就是很聰明的動物,因此而習得乞食,反而造成更多的困擾。
相較台灣其他人猴衝突很嚴重的地區,如高雄壽山或台東登仙橋,目前在台北處理人與猴之間互動,多屬零星個案,一年大約處理5件以內。
天母古道告示牌。圖片提供:台北市動保處。
一度受報章雜誌青睞、偶有猴群出沒的天母古道,近年來動保處持續在當地透過活動、告示牌宣導用正確方式應對猴子,目前餵食、干擾的狀況僅是少數,但偶爾會遇到遊客拿登山杖比劃,讓猴子誤認為在挑釁,引發衝突。在此生活較久、或是已習慣猴群在此的用路人,通常視猴群為平常,就「擦身而過」;偶來此地的一般遊客則可能看到猴子措手不及,會做出比較強烈的應對行為。圖片提供:台北市動保處。
林立容表示,曾遇過北部民眾到外地旅遊,看到有人在販賣幼猴,出於憐憫,把猴子帶回台北市,交給動保處,甚至有遇過豢養猴子遭檢舉的案例。雖然這是少數個案,但顯示有些民眾在應對野生動物時,仍抱有不當的觀念,「也遇過有民眾質疑,明明是出於善意,為何不能讓他繼續養」,並且不願意透露身分、地點,讓承辦人員無法掌握資訊,進一步處置,「民眾的小小行為,實際上很難一一查證」,若沒有舉報,追蹤案情的機會很小。
「今年6月則有個案例是在行義路住宅區周圍,出現一隻母孤猴,研判是被棄養。」林立容解釋,通常是成年的公猴才會離群,這隻母猴獨自在住宅區流竄,也破壞民眾自家種的蓮霧、木瓜樹,很有可能是已習慣人類。近期也發現從未有猴群出沒的圓山地區,突然出現一隻猴子在寺廟間覓食,從一開始毛皮很漂亮、到後來疑似誤觸電、受傷,研判也是遭棄養,才會對環境警覺性較低,目前仍在查詢猴子行蹤。

要能排解衝突 得讓更多人理解緣由

應對此類事件幾乎都是由民眾通報,接著動保處派員到現場查看、協助處理,林立容表示,這類事件的處理時間普遍都很長,「現場可能會去個4、5次」,有時還可能一無所獲。像是6月行義路的孤猴案例,最後直到10月10號國慶日才在誘捕籠捉到。
擺放在行義路住宅區的誘捕籠,在誘捕期間,不定時需要巡視籠子、更換餌料。圖片提供:台北市動保處。
擺放在行義路住宅區的誘捕籠,在誘捕期間,不定時需要巡視籠子、更換餌料。圖片提供:台北市動保處。
「其實這中間就擺過一次誘捕籠,甚至確認到猴子不怕籠子,已經進去過。準備要進入下一步誘捕工作時,住戶突然通知希望撤除籠子。之後才找到其他住戶願意借用屋頂空間,最後成功誘捕。」林立容說明,比起社區事務,有時候民眾會優先選擇維護自己家園,但不一定會明講,很難確知每個人的心聲。
從過往案例觀察,在多元的社會裡,對於野生動物的議題,民眾意見常常分歧,有些民眾會認為「你們要抓可以,但不要跟我有關係」;也有猶疑來自覺得自己間接「造了某種孽」,有虐待動物的疑慮;也有怕牠們沒東西吃,因此餵食。常常有時候徵詢到民眾願意協助,後來也反悔。在這其中,里長、鄰長的腳色就顯得重要,雖然不一定取得共識,但至少能循各種路徑蒐集意見,提供行政單位了解並嘗試化解。
有些矛盾在互動過程裡,有機會直接排解,像是在處理台灣藍鵲的事件,「有些里長會試著與里民溝通,動物來了是代表社區環境變得更好」,也有里長即使接收到居民抗議,仍堅持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必趕走牠們。林立容說,台灣藍鵲和用路人的衝突幾乎是每年都會接獲、處理的,有些地區合作習慣了,里長會直接索取告示牌自行張貼;也有過去抗議動保處(為什麼不趕走藍鵲)的社區,開始希望動保處張貼告示,這都是慢慢看到的轉變。
「每個案子都有不同的困難點,而在處理與野生動物的衝突案件中,通報人的心態很重要,」如果通報人非常堅持,因為受到侵害,就希望動物一定要離開,就會比較膠著。「以我們在執行業務的立場,當然是希望盡量讓野生動物還是能保有生存空間。不管我們決定把野生動物移走或不移走,在溝通上都會比較難。何況實務上,我們很少將動物移走。」
「當一種動物離開,就會有其他同種或不同動物會來補空位。」林立容說,總是需要一再和民眾溝通這樣的概念。從經驗中也發現,行政單位必須重視與民眾互動,「官方出現的次數越多,民眾對於你處理的誠意才感受的到,有些民眾還是認為,你有下到鄰里,甚至不一定要把動物帶走,才會覺得你有在關心這個議題。比方說,通報後第一時間有到了現場,不管是通報人或是里長,會認為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是重視的。」
只是,每次都有機會這樣處理嗎?林立容說,以業務量來說,處理野生動物與人發生衝突的案件,不一定是所有野保業務中案件量最大的,但相對耗時,也常需要不只一位職員出勤。現行收到通報案件,必須在數日時限內處理,「加班也要把應處理的部分處理完成」,遇到同時入案,只能樽節安排人手分頭到不同現場。
林立容坦言,要能避免業務超出負荷,「以現在政府的立場,爭取人員是不簡單的事」,那麼工作是否有機會簡化?恐怕也難,「假設有更多人,其實可以想更多保育上能做的事」,目前以民眾的通報、申請案為優先,再加上其餘野保業務,包括查緝、相關活動辦理,已經佔滿所有工作時間。
這是否也反映出,人們與野生動物相處時,遇到衝突、排解的需求其實很大?林立容認為,以排解人獸衝突的案件經驗,很難說是不是衝突真的變多了,更有可能是願意通報的人多了,「以往遇到干擾人的野生動物如入侵民宅的蛇或偷吃雞鴨的石虎或鳳頭蒼鷹,民眾甚至可能會自行『修理牠們一頓』,但當他們知道我們在意這件事,當他們願意提出來,我們才有辦法合作,可能就會漸漸改變民眾的觀念--原來面對野生動物一些造成人類生活困擾的行為,還可以選擇不一樣的做法。」要讓人類和野生動物能一起共存在相同空間,以現行經驗,溝通是最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十三次大事記

潘振康:台灣家戶廚餘六成進焚化爐 日本靠家戶處理提升再利用率

哲二 劉彥伶 05113007
時間:2017/12/21
出處:環境資訊中心

行政院從 2001年開始,以輔助形式推行「生廚餘堆肥,熟廚餘養豬」的家戶廚餘再利用方針。暫且不深究再利用的現況,台灣民眾每年產出約 195萬公噸的廚餘,約佔廢棄物總量的 27.5%;而實際取樣推估,被納入環保署回收計劃中的廚餘僅其中約 72萬公噸,或佔廚餘總量的 36.9%,回收成效並不盡理想。
進一步探究廚餘的去向。 2014年,就有近 120萬公噸,或佔總量 61.50%的廚餘被送入焚化爐焚毀;約52萬公噸,或佔總量 26.37%的廚餘被用作豬隻飼料;而被作堆肥用的廚餘,僅佔廚餘總量的 10.47%,或約 21萬公噸。由此可見,全台被實際投入再利用的廚餘數量其實僅冰山一角。
台灣家戶廚餘回收與再利用現況示意圖。圖片來源:潘振康。
有別於一般廢棄物,廚餘的含水量高達 76%,極易發酵酸臭且不易完全燃燒。運送含水量高的廚餘,除了會產生高額的運送成本,同時存在著廚餘水在運送過程中外漏引發二次汙染的風險,故大部分會被納入一般廢棄物送往地方焚化爐焚毀。而焚毀廚餘,除了會加劇焚化設備所需的燃料消耗,期間還會產生有毒氣體,甚至會大幅縮減焚化設施的使用年限。
加上各縣市人口分佈情況以及產業發展重點有著顯著的差異,連帶各地對家戶廚餘的供需狀況也大不相同,家戶廚餘大多由產源縣市自行處理,沒有送到其他縣市處理就會使得養殖業發展蓬勃的縣市面對廚餘供不應求,卻無法從廚餘過剩的鄰近縣市進行調度的窘境出現,進而導致大量有機廢棄物無法重新再投入糧食生產。
概括而言,現行再利用方案效果不彰的關鍵,在於流程中降低廚餘含水量的處理環節被安插在不合適的地方。就環保署現有的再利用流程而言,家戶廚餘會先依據再利用方式被集中送往相應的場所,再視需要投放吸水性強的副資材降低含水量或行加熱稀釋水份。
台灣家戶廚餘主要再利用方式流程。圖片來源:潘振康。
「先分配,再調整」的作法,確實能夠降低設置處理器材以及規劃合適場所所需要投注的資源,然而考量到家戶廚餘在常溫下僅 2天就會開始酸臭,在炎熱潮濕的夏天更是無法隔天處理的特性,將降低含水量的工作流程設定在清運環節後未必合適:
  1. 為免受廚餘酸臭的影響,需維持頻密的清運,期間遺留下來的碳足跡以及廚餘水都可能衍生其他環境議題。
  2. 堆肥處理,需靜止 30至 50天才能完全腐熟,加上廚餘無法被倉儲或排程延後處理,對空間的高度要求,並不是所有縣市都具備條件應對。
  3. 適用於堆肥的家戶廚餘,大多也適用於養豬,兩者重疊度極高,且同樣需調整含水量,但在現行方案下卻必須被分開處理,期間投入的副資材數量以及能源耗費都是值得繼續探究的課題。
認清了台灣現行家戶廚餘再利用方案的缺口和緣由,我們又能做到些什麼呢?參考鄰近的日本。日本對家戶廢棄物的日常回收安排與台灣差別相當大:
  1. 日本政府每週僅安排四天前往家戶端回收廢棄物,且每天的回收品項都不相同,其中家戶廚餘,每週只回收兩次。
  2. 社區內的家戶需輪流負責垃圾場清潔工作。
  3. 家戶廚餘以外的垃圾都需用透明裝袋,其中若有分類錯誤,清潔隊工作人員就會在垃圾袋上貼上「分類錯誤注意紙條」,並退還給該次負責垃圾場清掃的家戶帶回家中作分類。
嚴謹而低頻率的清運流程,重新界定了日本政府與民眾在家戶廚餘回收分工上的定位。家戶廚餘每週僅回收兩次,若錯過了回收時間,家戶端就只能將廚餘留在家中,等待下一次的表定時間。為免家戶因錯失清運時間而讓家中瀰漫酸臭,日本政府率先以輔助形式鼓勵家戶購置能延緩廚餘發酵或加速廚餘轉化成為堆肥的小型家電,埼玉縣戶田市公所更斥資兩億7600萬日圓(折合約新台幣8700萬元)推行「廚餘換花苗」專案,免費提供發酵粉讓民眾對家中廚餘進行第一次發酵。就結果來看,日本家戶不僅與台灣家戶一樣需負責家戶廚餘的分類與密封處理,還兼負了降低廚餘含水量以及作第一次發酵的角色。
台日兩地家戶廚餘回收再利用流程分工示意圖。圖片來源:潘振康。
當然,台日兩地的社會氛圍以及生活習慣,終究有差,直接複製日本的分工方式,必然不可行;但日本透過重新定位家戶在流程中的角色,提高家戶廚餘再利用流程效率的作法,卻值得參考仿效。唯雖同樣屬於人口密集的都會地區,台灣民眾卻享有每週五天全品項回收,且無需額外耗能處理即可清運家中廚餘的便利生活,要如何規劃出一個能在現況、家戶端未來開銷以及環境議題中取得平衡的方案,將成為後續說服台灣家戶接受工作再分配的關鍵,也是填補台灣家戶廚餘現有再利用缺口可行的一步。

2017年12月17日 星期日

第十二次大事記

環團催提出減煤電明確規劃 更該納入節能、抑制用電

哲二 劉彥伶 05113007
時間:2017/12/15
出處:環境資訊中心

週末反空污遊行就要上陣,民間團體要求政府提出明確的燃煤電廠退場規劃,15日立委陳曼麗、吳焜裕、蘇治芬等,為此舉行公聽會。
面對2025年煤電佔比,要從現在的45%降至30%的目標,台電提出了從今年到2025年的新增與除役機組規劃,並強調,在以大幅增加燃氣作為暫時性的供電安全保障之外,未來還是會以綠能作為主要的電力來源。但環團要求繼續排出2025年之後老舊燃煤機組的退場規劃,並提醒,「節能」也應該要是減碳的一部份,從改善用電大戶來抑制電力需求的成長,是直接減少發電量、排放量。
目前台灣的溫室氣體排放,電業排放了116.39百萬公噸的二氧化碳,貢獻了50.85%,其中更有62.8%來自燃煤發電,排碳的同時更排出PM2.5、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空污物,近年引發民眾關注。台大公衛學院院長詹長權指出,改善燃煤電廠,同時減碳也能減空污,這是台電、中油的「由黑轉綠」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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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立委陳曼麗、吳焜裕、蘇治芬等舉行公聽會。賴品瑀攝。
雖然政府能源政策已經定調2025年要將燃煤降至30%、再生提高到20%,其他的50%就交給天然氣。對於減煤要怎麼做到,近期環團不斷要求政府明確提出燃煤電廠的退場規劃與機制,認為說清楚這些,才能證明減煤的目標有可能達成。
能源辦公室副執秘林子倫表示,雖然目前逐步淘汰燃煤發電已是世界趨勢,不過,要全面脫煤可能需要1、20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因為還有很多基礎設施都還需要到位。
能源局副局長李君禮則表示,目前的再生能源,主要都還是大水力,需要快速提升佔比。雖然目前正在大規模的興建燃氣電廠,但是若是集中在一種來源上,其實是面對著能源安全問題,尤其目前台灣儲氣目前只能有九天的量,更是身處獨立電網,未來還是應該以多元、自產的再生能源為主。
除了要求政府提出更明確、可行的燃煤電廠退場規劃,環團如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綠色和平等,指出目前的能源政策只排到2025年,但減煤機制應該繼續往後排下去,對老舊燃煤機組的未來提出明確規劃。
綠盟研究員吳澄澄更指出,台電目前還在準備燃煤的深澳電廠,但按照期程,上路時已經是2025年以後,明顯不符能源規劃。綠色和平專案主任蔡佩芸更要求,應該把2020年的燃煤發電裝置容量就訂為上限,未來不能再新增燃煤電廠,也表態反對深澳電廠的興建。

減碳路徑缺節能 仍估用電需求不斷成長

地球公民基金會蔡卉荀更指出,目前的減碳路徑上,都沒有把節能納入目標,且仍是預估用電成長將不斷提高。
蔡卉荀指出,目前政府一邊談減煤,卻一邊還是讓高耗能高污染繼續擴張,例如環團認為不應該繼續的中油新四輕計畫,而台積電、華邦電等高科技產業也還是高耗水用電,雖然環團不是全面反對他們設廠,但應該要求他們負起企業責任。
蔡卉荀更提醒,即便是綠能,也可能有衝擊環境的問題,例如天然氣需要的中油第三接收站衝擊藻礁、興達天然氣電廠衝擊永安濕地,離岸風電也與鳥類、白海豚、漁業衝突,太陽能也影響了埤塘、農地等。更顯得減煤除了發展綠能,也應該從節能下手,抑制不斷提高的電力需求。「節能也是減煤的一部份!」立委蘇治芬表示認同環團的意見,認為節能、儲能技術,也應該提出路徑與時間表。
能源局表示,一個月內就將公布最新版的「全國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並公開燃煤發電資訊,作為源頭減量與末端管制的依據。
心得:2025年政府提倡非核家園之外,也希望將再生提高到20%,也希望將媒電降至30%,政府不斷拋出這些想法,但卻沒辦法看到真正能穩定供電的新策略,其實我們組在做報告的時候,對這方面有多去探討,發現要馬上用綠能穩定供電完全取代,相當困難的,所以環保人士提出電費提高,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這樣人民節電,電的使用量不用那麼大,或許就能去平衡那些用綠能取代煤電減少的供應量。

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第十一次大事記

人類學家訪談:中國農民這樣應對污染

哲二 劉彥伶 05113007
時間:2017/12/07
出處:環境資訊中心

中國農村居民與污染的共處之道體現了人與環境關係的另一個面向。
農村地區的污染往往不亞於工業重鎮。一些礦業公司對環境法置若罔聞;家庭手工業者拆除電子垃圾時也給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危害。那麼,這些社區能向誰求助?還是說他們只能依靠自己來盡量降低此類風險?
人類學家安娜・羅拉-溫賴特(Anna Lora-Wainwright)多年來一直在研究這些困境。在她的新書《順從的行動主義:在中國農村與污染共處》(暫譯,書籍原名:Resigned Activism: Living With Pollution in Rural China)中,溫賴特提出環境行動主義(environmental activism)研究應更加關注這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們。她向弗雷德·皮爾斯(Fred Pearce)解釋了箇中緣由。
楊林崗的村民從長江取水。圖片來源:Lu Guang / Greenpeace
楊林崗的村民從長江取水。圖片來源:Lu Guang / Greenpeace
問:「順從的行動主義」聽起來有些矛盾。您想透過它表達什麼,為什麼會覺得它適合用來形容中國農村居民與污染的關係?
答:我選擇這個詞是為了凸顯中國農村環保主義的複雜性。圍繞污染和其他環境威脅的應對工作所展開的研究都傾向於關注行動主義運動,而對於個體的反應——個體是如何將污染看做常態,並且順從和適應它的,則關注較少。但如果要理解環保主義,我們就必須理解這些過程。
這本書講述了在其他行動無法開展或者無效的情況下,個體和家庭如何採取一些細小的行動來盡可能地減少污染對人類身心以及社會生活帶來的影響。戴口罩、購買瓶裝水、夜間關窗防止煙霧進入室內、避免有害工作、把小孩和孕婦送往別處居住等,這些都屬於個體行動。
問:人們是如何適應污染的呢?您在書裡提到說人們有一種「地方生態」的意識,他們對健康的理解也在改變。
答:在我工作過的3個地方,當地人會調整自己的期待,來適應當地的污染。雲南寶村(音譯)是一個被磷礦和化肥廠圍繞的村莊。在那裡,人們適應了包括呼吸系統和關節問題在內的身體不適狀況。當詢問村民們的健康狀況時,這些症狀很少被提及。他們常說身體可以「適應污染」。
問:您提到說曾經有一段時間,您和同事的健康也受到當地污染的影響,能舉幾個例子嗎?
答:我們在寶村的時候感受尤為深刻。在那裡做田野調查時,可能是因為當地的污染,我出現了頭疼、喉嚨痛、流鼻血的症狀。在電子垃圾交易和處理的熱點地區——廣東貴嶼,進入塑膠焚化區時,我也會覺得眼睛刺痛和頭疼。那裡的氣味有時候非常刺鼻。
問:貴嶼的污染主要來自當地的家庭手工業,那裡居民對於污染的態度會和其他被迫承受污染的地方的居民不同嗎?
答:比較複雜。表面上看,貴嶼這種地方的居民好像都是在同一條船上。但當地社區的人口構成往往更加複雜,階層之間的差異也更加明顯——成本和效益的分配不均。在貴嶼,作為勞動力主體的外來勞工往往收入相對較少,承受的風險卻最大。
問:您覺得人們回答問題時的誠實度有多高,比如在當地官員在場的情況下?
答:有官員在場的話,受訪者談到污染對環境和自己身體的影響時肯定會更加謹慎。但如果是單獨和我們談,他們有時候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用自身遭遇竭力博取注意力。一些人還請我們幫他們從上級政府那裡爭取補償。他們這麼做我可以理解,也很同情他們。我們發現這種差異在第3個研究點,湖南西部的錢村(音譯)尤為明顯,那裡受鉛和鋅礦開採的污染非常嚴重。
問:中國的污染政策怎麼樣?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央對地方污染的態度有變化嗎?
安娜・羅拉-溫賴特(Anna Lora-Wainwright)新書《順從的行動主義:在中國農村與污染共處》
安娜・羅拉-溫賴特新書《順從的行動主義:在中國農村與污染共處》
答:我們看到,在習主席的領導下,中央控制污染的決心越來越強。習主席曾說過要「向污染宣戰」。很多地方都開展了高調的空氣污染防治行動,鋼鐵生產大省河北也在其列。但也有不少地區的問題尚未引起注意。為了換取稅收和就業,貧困的農村地區更願意引進污染企業。而且這些趨勢短時間內不太可能會改變。
問:在環境執法方面,中國農村地區的政府官員做得到位嗎?
答:這很難一概而論,因為污染種類很多,各地的政治經濟情況也不同。但從我自己的實地考察,加上仔細研讀河海大學陳阿江教授的研究之後,我發現環境執法工作仍舊存在較大問題。法律法規是完善了,但令貧困地區對污染活動敞開懷抱的經濟誘因依舊很強。
問:有人說環保主義在中國得到的包容度要高於其他議題,這是因為中央將其視為向地方官員問責的一種手段。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答:上級政府能夠接受對當地小公司不當行為的批評,因為這種批評可以充當人們發洩不滿的出口。維護穩定對於中國政府至關重要。在維穩大計之下,地方污染企業和基層環保官員很容易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但這和指出系統性問題之間的界限常常變得模糊。
問:在中國,主要關注環境問題的是否仍是城市居民和中產階級?或者說您對「順從的行動主義」的分析是否揭示了其他方面?
答: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我花了數年時間與中國村民一起生活。所以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告訴外界,對於環境和污染問題的憂慮和認識不是城市中產階級所獨有的。當然,貧困人口抵制污染或者保護自己免受污染影響的能力要有限得多。他們內心往往明白自己缺乏推動變革的力量,但如果忽略他們試圖對抗污染的方式,就會對他們造成進一步的不公,剝奪了他們所擁有的權利。
問:您在引言中說自己的工作對「環保主義的研究具有更廣泛的概念意義」,這是什麼意思呢?
答:它讓人們更多地關注環境意識的另一種表達。對見多識廣的綠色運動者而言,買瓶裝水、戴口罩和保護孩子或許算不上是行動主義。但類似行動值得關注。現在這些舉動或許是人們能夠最直接採取的抵制污染的行動。我認為,只有讀懂妥協,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行動。